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读书笔记
初中历史组 杜晋华
读《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感触颇多，对于 “正统”历史教育来说，本书所描述的历史无疑对以前脑海里的历史是一种颠覆，基于历史但又不拘泥于历史，海纳百川但又自成一派，无疑是这本书的过人之处，喜欢之处，作如下摘抄。
第一章 中国的再统一
一、历史地了解中国的几个阶段
16-18世纪的耶稣会士和天主教传教士开始的传教士阶段主要给人的印象是学者文人施行仁政，恪尽职守维持家族制度和传统社会秩序——18世纪后期开始的外交人员阶段是一个趋于清醒的阶段——19世纪90年代的西方观察中国的新闻媒介阶段与现代新闻事业同时出现——20世纪20年代开始了社会-科学阶段，通过许多机构渠道进行发展——外国人看到的几个互相渗透的阶段：导致经世治国时期的王朝循环阶段-导致改革运动的自强阶段-导致党派专政的共和革命时期-导致“现代化”的近期的共产党人阶段。
二、中国统一的成就
中国官方历史学提出的概念：改朝换代之前造成长期动乱的因素为君主不道德的行为、政权财政的崩溃、日趋恶化的民众福利、低落的公众士气、军事上的虚弱；新王朝创建者的成就：个人的、战略上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军事上的、外交上的、管理上的成就；新旧政体交换时，民意能改变授权统治的天意——要了解中国不能仅移植西方的名词——中国是通过内向爆炸发展的，西方是外向爆炸的产物——中国的核心观念是作为万物自然秩序的杰出人物统治论和劳心者统治劳力者的思想；统治精英的任务在道德意义上是家长式的，在实际进行时进行管理——两大特征使中国与众不同：帝王全面统治的中国传统的力量、大量有政治惰性的农村人口。
三、现代化的作用
? 在中国的现代化中遇到了新和旧的结合体（物质现代化和文化倾向因素的不同变化速度导致）——中国的个人发展起来的新作用依然脱离不了非常尊重中国的文化价值及接受家教和中央权威的框架——过渡时期的特点：统一者与同僚的关系；他的努力中的急于求成和过渡行为的程度；他对军事力量的控制。
四、地方控制的问题
绝大部分的中国人民主要是在地方而不是在中央参政——旧的地方政府结构的中心是县，其数量没有随人口激增而变化——帝国促进人民进行“自我管制”——地方官员容易变成专为前程而不是专为使命的人——旧政体的残存特征影响了中国新政治（对形式上的统一和中央占最高地位的持续需要，仍要求中央统治和地方默认之间的平衡）——缺乏地方的政治制度化的事实，与中国人较少地依靠法而更多的依靠个人关系作为掌权手段的情况一起发展——国家统治着是国家权力的化身并理应获得政权正统性，就不可能让西方式的忠于国家政权而反对掌权者的反对派存在——国民党和中共都面临一个问题：能否培养一批新的社会精英，以便在地方一级代替过时的绅士阶级——地方政府在国民党人的统治时期主要是作为中央控制向下的延伸，大大增加了政府负担，而没有建立起能够发挥主动性和激发支持的真正地方自治机构——中共的教义和实践都不倾向于摆脱“官僚统治”即由官僚中心进行统治，这自古以来是中国政治生活的特点。
第二章 新政权的建立和巩固
1947-1957年整个时期保持的领导的团结是赖以取得其他成就的基础——
原因（1）1949年的胜利（2）几乎没有具有危机团结的直接怨恨情绪的集团（3）1949年以后对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信仰和在雄心勃勃的工业化和社会改造方面的广泛的一致性进一步促进了精英分子的凝聚力（4）存在一个不但具体规定的目标，而且具体规定了完成方式的模式（建设社会主义的苏联经验）——此时领导层的裂缝只是隐而不显罢了，党内精英之间革命经历的多样性、不同个性（如毛泽东和彭德怀）导致了一些不和谐——毛泽东在1949-1957年间的团结上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他的权威不容挑战这一事实是整个精英结构稳定的关键——中共领导内部在采用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这一问题上是普遍一致的。
一、巩固和重建，1949-1952年
1949年的军事胜利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前40年中的重大问题之一：缺乏全国的统一，这个事实是中共领导人在紧紧抓住仍未解决的问题时的巨大本钱——三类地区（1）老解放区（2）新解放区（3）新区的城市中心——共产党控制区突然扩展，使党深感进行全国统治所需要的人员和技能不足，但迅速吸收新党员难加以严密控制——党拥有的最宝贵的财富是党的领导人将热烈欢迎城市革命阶段的态度——革命胜利依靠的原则是：通过制定比较有限的目标和把敌人的界限尽可能缩小的办法来集合广大的盟友（1）对有威望的非党人士的意见是真心去征求的（2）中共为未来设想的蓝图是有渐进主义特点的（3）共同纲领采用了传统的统一战线策略，把敌人范围缩小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1949年的形式决定了共产党的统治最初是军事的和分权性质的——新解放区极其重要的任务是土地改革——在完成这次农业革命时，党同时采用了强迫和说服的方法——一系列城市群中运动给城市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由于其重点从安定人心转到加强控制，许多本来被搁置的集团也被卷进了直接斗争的漩涡中。
二、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1953-1956年
1953年采用总路线时的政治形势表明，在领导集团内部存在着几年前就已产生的分歧，即究竟使社会主要集团安心的做法应强调道什么程度，控制和改造它们的做法又应强调道什么程度——领导集团内部一致同意计划建设是唯一可以接受的方法，因为它在经济目标和社会改造之间创造了一个关键性的纽带；也在生活的一切领域中推动了正规化——唯一一次重大的清洗领导的事件：高岗和饶漱石被撤职，后被开除党籍——高饶事件的实质是他们试图把刘少奇和周恩来从中共的第二和第三的位置上拉下来——该事件最大的教训是毛泽东的关键性作用。他对高岗的私下谈话无疑增长了他的野心；最后他与高岗面对面的交锋使其阴谋毫无抵抗地失败——说明毛泽东是维护领导稳定的必不可少的支柱，也表明了他对党的团结构成威胁的潜力——1954年通过了国家宪法，目的是满足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需要，基本上遵循1936年的斯大林宪法的模式（有意识地摆脱苏联先例的另一个方面是抛弃少数民族地区可以分离的假设）——1956年底农业合作化的胜利完成可以说是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最重要的发展之一——中国的政策包括了对苏联经验的几大修正（1）合作化被计划成逐步的过程（2）限制而不是消灭富农（3）避免斯大林一心一意地强调抽调剩余农产品去支持工业化的做法——1955秋，合作化去的重大进展的迹象容许毛泽东及同事将他们的一部分注意力转向对工商业的改造
三、调整新的社会主义制度，1956-1957年
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引起了“政治形势的根本变化”——许多有关主张来自这一分析（1）阶级冲突将明显缓和（2）这种形势要求党的重点应基本转到经济发展方面（3）在新修改的统一战线中可以把最广泛的社会力量集结起来，以支持发展的努力——一个主要的创新是对待知识分子的新政策——在整个1956年和1957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着重点仍放在向苏联学习，但是以一种摈弃苏联实践的落后面的有高度选择性的方式去学习——毛泽东在1956年4月做出了最重要的讲话之一《论十大关系》——中心问题（1）以重工业为一方，以轻工业和农业为另一方这两者之间的投资比重（2）经济管理（3）工厂管理制度（4）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当1956年9月中共在11年的时期内第一次召开它的代表大会时，大会是以洋溢的自我庆贺和自我批评为其特征的——主要任务时继续稳步进行经济发展的工作——八大后，党以一种像“和风细雨”那样的基调更低的方式进行整顿，以使它成为经济建设中一支更有效的力量——整顿的三个对象（1）主观主义（2）官僚主义（3）宗派主义——“百花运动”从鼓励学术争论的手段转变为进行整风的方法，毛的这种创新方式遭到不少反对——知识分子最初不冷不热的反应是可以理解的，这是由于1951-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以来他们的思想意识已被重新塑造——“百花运动”失败的原因是对中国新形势的根本性的错误认识——5月中，中共最高级领导作出决定，不受约束的“鸣放”正在不能容忍地削弱党对知识分子的领导——随着毛对知识分子幻想的破灭，他坚决主张加强党的制度来下台阶——对批评者的反击采取“反右运动”的形式——党的控制大为增强——整风和“反右运动”在政治和思想战线上已取得了根本的胜利——毛宣布“反冒进”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它不但挫伤了群众的热情，从而造成了经济损失，而且还鼓励“右派”发动他们的政治进攻。
第三章 恢复经济和第一个五年计划
一、经济背景
绝大部分人口直接依靠农业为生，但农业的增长受制于耕地不足和现代农业技术的缺乏——低收入、低储蓄和地劳动生产率的长期结构问题又和非常严重的地区性的割裂混合在一起——迅速的工业增长集中在东北地区，并没有导致全国产量的持续增长——商埠工业化的扩散作用是有限的——共产党政权继承的最为沉重的抱负是极度的通货膨胀。
二、战后的恢复
恢复时期新成立的政府的几个重要目标（1）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经济（2）制止遗留的极度通货膨胀（3）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即将实行的制度改革打好基础——初期，政权主要依靠税收、物价和控制贷款等间接机制，而不是依靠官僚主义方式的资源直接分配——随着时间推移，政府对生产、购销和财政的控制范围扩大了，直接控制的方式日益取代了对市场杠杆的依赖——虽然土地改革在巩固农民群众对党的支持方面是关键性的，而且又是削弱旧的农村精英的有效手段，它没有造成稳定的制度上的平衡。
惊讶于国外学者对当时中国的深入研究和探讨，他们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资料的翔实和丰富都不是一般学者能够做到的，更为关键的是，国内的整体环境和控制没有给优秀的学者以机会和条件，同时以第三方的角度来写历史可能更能切入其现实和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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